裁判要旨：司法工作人员徇私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构成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在主观上都要求明知行为对象是犯罪的人（徇私枉法罪还包括明知是无罪的人的情形），就枉法不追诉的情形而言，二者又都表现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帮助其逃避刑事追究，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是主体方面，徇私枉法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则是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是主客观方面，徇私枉法罪表现为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到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到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三种情形，且要求具有徇私、徇情的动机，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客观行为仅表现为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以帮助其逃避处罚，且主观上并不特别要求必须具有徇私、徇情的动机。杨有才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逃避追诉的便利，但其目的却是防止二人被抓获后供出付松召，使付受到追诉。因为付松召归案后，就会使杨有才收受钱财的事情暴露，这才是杨有才行为的动机所在。
因此，杨有才的行为中虽包含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包庇付松召不受追诉。依照刑法理论，这是一行为触犯两罪名，应按重罪即徇私枉法罪定罪处罚。徇私枉法罪（枉法不追诉的情形）与包庇罪的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包庇行为，但二者的外延不同。作为一般自然人，由于受本身能力、条件所限，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是“作假证明包庇”；而司法工作人员由于其职务便利，与自然人相比，拥有比自然人更多的可凭借条件，除“作假证明包庇”外，还可以通过隐情不报，怠于职责，通风报信，强迫、诱使证人、犯罪嫌疑人作虚假陈述等多种手段袒护犯罪分子，不能因此而否认其行为的包庇性质。
本案中杨有才正是利用职务便利放弃对犯罪分子付松召的抓捕并向领导隐瞒付的情况，后又为另外两名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在其二人归案后又指使他们作虚伪供述，以使付松召参与犯罪的事实不暴露出来，从而达到袒护付松召的目的，其行为无疑是一种包庇行为。